明代女性墓地碑文研究现状

相对于前此几朝而言，明代的女性墓碑文研究应该说是较为落后的。这可能与文献的过于浩繁有关，正如陈超所言“明人文集中的女性碑传文作为研究妇女的一个文献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完全整理和充分利用。”即使在史学领域也是如此，如我所读到的关于徽州商人妇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地方志、家谱和笔记材料，而文人文集中的女性墓碑文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是非常可惜的。个案研究也不多，如孙礼祥《论王世贞商人传记中的商妇形象—兼论王世贞的妇女观》对王世贞女性墓碑文创作情况有详尽陈列，但他对商妇形象及王世贞妇女观的论述还可以更加深入。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上海大学孙小力教授的钱谦益个案研究《钱谦益女性墓志铭的特点及其文化意义》。该文考察钱谦益的女性墓志铭，从中分析其夫妻观、女性观以及表现方法上的某些特点，并据以探究其背后蕴藏的文化意义。文中还提到钱氏墓志铭之文不对题、合葬志在明中后期的新变等问题，这给本文一些启迪。由孙小力教授指导的硕士论文《明代女性墓志铭研究》(上海大学古代文学汪跃)对明代的女性墓志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与前代特别是唐宋墓志的对比中，该文总结出了明代女性墓志在内容上的新变，分析了它区别于前代的五大特点:数量的庞大和内容的丰富;多样化的墓主身份;礼教观念的矛盾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新的夫妻观和女性观，并且论述了这些新变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原因。汪跃在论文中不止一次提到明代中后期女性墓志的新变，但他并没有突出晚明这个特殊时代的重大内涵。而我认为以明代为时限来研究女性墓志远不如以晚明为时限来研究有意义。明代作为一个时代的整体特色并不鲜明，但“晚明”却不一样，它是一个异常丰富复杂的概念。虽然在对它的性质揭示上史学界仍有诸多分歧，但是它的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却是世所公认的。那么这种转型会带给女性什么样的命运呢，这是值得一探究竟的。总之，只有在宏大的历史进程的背景中来读解女性墓碑文，才能真正获得对她们深刻透辟的认识，而她们的生动的历史又反过来重新诊释了晚明这样一个时代非同凡响的气质。这正是新的女性史的目标。如伊佩霞所言:“最好的妇女史并不仅仅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女人;妇女史挑动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历史和历史进程的理解”;“在我们努力地思考了女人在哪里以后，中国历史和文化看来就不一样了。”

汪跃的论文还是笼统地谈明代的女性，但我认为这并不利于深入到女性境遇的细部。一种极端的观点怀疑“女性”作为一个概念在社会史中是否存在，它认为“女性”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成立的。这自然失之偏颇，但它提醒我们重视女性的社会角色而非性别身份。比如商人妇，她虽仍然是属伦理的，但她与她周围的那个世界的瓜葛可能更多在于实际的事务上;书香门第的女子在读书中驰骋才华，她会暂时忘却自己的性别，她的父兄也可能有同样的忘却，这里文化和意趣显然优先于性别规约;同样，在烈女节妇墓志中撰者急不可耐地议论，他们往往联想到国家的忠贞之臣，而对那些缺乏操守的士大夫们嗤之以鼻。这使人感到这些节烈女性与她们周围的世界其实是浑然一体的，至少男性作者们认为他们属于一个道德的共同体。这些事例都说明社会是大于性别的，因此对“女性”进行社会角色的细分确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