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祠堂”祭祀的复兴

　　当代中国，随着家族的解体与社会的转型，祖先祭祀已经日渐式微，甚至在许多地方完全消失。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传统的各种因素一方面走向灭亡，一方面走向重建。近十年来，在东南沿海宗族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祠堂的重修与公共祭祀的重现，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现象。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祠堂的功能与祭祀的形式，在“不古不今”中彰显其意义。

　　祠堂的重建及其身份的“现代化”“城市祠堂”祭祀的复兴

　　潮阳地处广东省东南滨海之地，属潮汕地区，为中国著名侨乡。潮阳自晋代设县，历有变化，然自古属潮州府，至1993年撤县设市，2003年撤市，分为潮阳区与潮南区，隶属汕头市。自宋代宰相陈尧佐作《送王生及第归潮阳》诗有“海滨邹鲁是潮阳”句，潮阳便有“海滨邹鲁”之称，也是在宋代以后，理学大兴，文化重心南移，潮阳文物之盛，渐侪中原，明代方志，多有明言。

　　在现在的潮阳中心城区，古有三个较大的祠堂，分别是萧氏“四序堂”、郑氏“孔安堂”和姚氏大宗祠。1949年之后，这三座祠堂与本地几乎所有的乡村祠堂一样，被停止祭祀，拆毁神龛，重修厅堂，改造成为中小学校舍。而改革开放以来，潮阳城市化的发展，使这三座祠堂的故址，都已经隐没在居民区与商业区之中，原来围绕着祠堂居住的族人，也早已分散到城市的四面八方，大量族人甚至已经移居其他城市，传统聚族而居、以祠堂为一族之中心的局面已经彻底解体了。

　　可以说，1949年之后的前三十年有“破四旧”与“文革”，后三十年有城市化，传统社会已经几近完全瓦解，聚族而居的社会格局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家族的崩溃与个体的原子化。本来，像祠堂这样的家族文化载体，理论上已经毫无重建的可能。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东南沿海家族文化基础较为深厚的地区，沉寂五十多年的家族活动却再次出现。十余年来，潮阳地区多处城乡祠堂再次“重光”，恢复祭祀。在潮阳地区的乡村，许多同姓家族村不但重建祠堂，恢复祭祀，而且有专门的“老人组”管理祠堂，决定村庄一年的游神、拜神诸种事物。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老人组”甚至承担了募捐、修路造桥，乃至乡村保安的角色。而在潮阳城区，萧氏“四序堂”、郑氏“孔安堂”和姚氏大宗祠三座祠堂，相继被收回族人手中，重新开展祭祖活动。

　　传统祠堂成立的社会基础是聚族而居，而这一社会基础瓦解后，祠堂的重建，必然要经过性质的重新定位和功能的部分转化。但无论如何，祠堂的核心功能，在于祭祀祖先，重建家族共同体。而祠堂的重建最主要的意义，正在于结合现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重新开展祭祀活动、重新凝聚族人的道路。

　　祭祀：从“宗子法”到“家族制”

　　要认识现代祠堂祭祀的意义，必须将之放在宗族制与祠堂发展史中进行考察。事实上，古代祠堂祭祀呈现出一种从贵族，向士大夫，再向庶人下移的倾向，而相应的制度建构，也经历了从贵族宗子法，向士大夫宗子法，再到家族制的发展过程。“宗族”一词，经典屡见，古今之义不同。

　　可以说，现代城市祠堂中的祭礼，是以一部分市民的共同祖先为中心，从分散为原子式小家庭的社会中，重新复活“族”的观念，使一个人不但知道他现实生活中的家庭，而且通过祭祀祖先，理解他的生命来源，同时理解他的家族。而且，祠堂中的始祖、先祖，正是这个城市历史上著名的先贤，认识这些先贤，便是认识这个城市的历史。因此，城市祠堂的重建和祭祀活动的进行，虽然并没有复原古代的祭礼——事实上古代的祭礼也是一个因时损益、沿革变化的过程，也没有复原宗族制度的宗子法，但是，却成功地在城市生活中复活了“家族”意识。

　　潮汕地区向为边远之地，中原礼失，而远地反有残存。潮汕庶民之家的祭祀，普遍有家祭和墓祭两种方式。家祭，是每年“时年八节”（即一年之中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除夕），三代以内的祖先忌日，普通百姓都会在家中祭祀先祖，以香炉代替神主，用熟食、半金半银的纸钱。墓祭，是每年清明节，到本村集体所有墓地拜祭自己的祖先。

　　但是，在城市生活中，家祭和墓祭都遭遇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就墓祭而言，殡葬改革的推广，使一些地方已经没有足够的墓葬空间，可以预料，在城市生活中真正的墓祭会越来越难以实行。而家祭同样很难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在过去三十年间，潮汕地区城市生活中的人们一直顽强地坚持家祭的习俗，例如潮汕的城市住宅小区，普遍建有专门用于化纸钱的炉子，而到外地工作生活的潮汕人，也常常在家乡买好香烛纸钱，到迁居的城市去，继续祭拜祖先。

　　现代社会中的祭祀“城市祠堂”祭祀的复兴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祖先祭祀能否继续，该如何继续，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对普通百姓而言，祭祀活动直接决定了人与自己祖先关系的理解，以及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祭祖仪式的不断重复，使人不断确认自身生命与死去的先祖的关系，这就是“报本反始”。而祭祀活动也使人认识到自己死后的“存在”方式，与祭祀相关的是祭拜者对死后世界的认识与想象。前者因祖先而看待自己，后者因死而看待生，这两方面，对塑造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认识，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圣贤制礼，特重于祭。

　　但是，祭祀之礼所需的条件，使祭礼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社会环境的迁变，使祭祀活动几乎失去了所有空间。如果统计目前祭祀的可能形式，大体有几种：

　　一是墓祭。但是自从殡葬改革之后，墓葬逐渐消失，实行了千余年的墓祭，在不过百年的时间中，已经快彻底消失了。特别是随着大多数城市的扩张，已经没有墓祭的空间。

　　二是庙祭。在东南沿海地区，近十年来的祠堂重建，使庙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庙祭只局限于始迁祖与先祖。而且，许多古代没有聚族而居的地区，本来就没有祠堂，因此，庙祭不可能普及。“城市祠堂”祭祀的复兴

　　三是家祭。所谓“庶人祭于寝”，在目前的一些地方，例如潮汕地区，还能实行，而在城市生活中，家祭也不可能普遍化。

　　四是寄神主于寺庙。在广州、潮汕等地区，不少寺庙专门开辟房间，以供当地人寄放先祖神主，寺庙代为诵经祈福。但是，这种做法本无关于祭礼，而且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传统社会生活冠、昏、丧、祭四礼，祭礼最重，关系社会道德最深，而一旦消失，恢复也最难。十余年来，潮阳地区的祠堂重建，为祭祀活动“现代化”的最佳例子，尤其是庶民入庙，更体现了民间的创造性。这些祠堂的祖先祭祀，可以说是“礼在古今之间”，既得古之礼意，也可行于今之现实。如果说，今天的古典学问的任务，是要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之上，为未来创造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如何在城市生活中重建祭礼，便是迫切而严峻的问题。 “城市祠堂”祭祀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