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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三大墓地随葬彩绘木鸭习俗研究

1801人已浏览 时间 : 2016-12-02 1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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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吐鲁番三大墓地随葬彩绘木鸭的墓主既有J氏高昌国和唐西州的豪门显贵,也有来自五湖四海聚居于此的各族商贾。有汉人,也有“昭武九姓”等少数民族。彩绘木鸭在巴达木墓地龟兹白姓人和康国康姓人(昭武九姓)墓中的出现,所反映的是一种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现象。彩绘木鸭的“原形”来自于内地战国时期至唐代墓葬随葬品中的“鸭俑”。内地墓葬出土鸭俑的地方几乎覆盖了华中、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各个地区。从造型上看…

摘要吐鲁番三大墓地随葬彩绘木鸭的墓主既有J氏高昌国和唐西州的豪门显贵,也有来自五湖四海聚居于此的各族商贾。有汉人,也有“昭武九姓”等少数民族。彩绘木鸭在巴达木墓地龟兹白姓人和康国康姓人(昭武九姓)墓中的出现,所反映的是一种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现象。彩绘木鸭的“原形”来自于内地战国时期至唐代墓葬随葬品中的“鸭俑”。内地墓葬出土鸭俑的地方几乎覆盖了华中、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各个地区。从造型上看,彩绘木鸭完全是内地汉唐时期墓葬中“彩绘陶鸭”的翻版。吐鲁番三大墓地随葬“彩绘木鸭”的用途和意义,虽然有汉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成分,但在此它并不具有象征财富的作用和意义。即并非像汉代墓葬随葬的家畜家禽类动物俑可视为是对当时社会一般家庭生活真实的反映。而更大程度上显示的仅只为满足死者对曾经有过的美好生活的留念和追忆。

本文所说吐鲁番的三大墓地是指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墓地、哈拉和卓墓地、巴达木墓地。目前,吐鲁番学已成为国际学术界一门显学。而历年来,学术界对吐鲁番地区出土文物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放在对三大墓地及其以外墓地出土的文书和丝、棉毛织物及大宗木器,诸如木案、木梳等的研究上。而对于彩绘木鸭的研究,可能是限于资料的缺乏以至于目前仅看到一篇论文面世。笔者不才,也曾就吐鲁番三大墓地随葬彩绘木鸭习俗作过探究。故撰此拙文,并借此机会与先行研究过此问题的张弛先生商榷。

一、问题的缘起

众所周知:吐鲁番地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气候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暖温带荒漠气候,日照充足,热量丰富,降水稀少,极端干燥。全年平均气温14. 1 0C;年平均日照3049. 5小时;高温期长;温差大,平均在14一150C;极端最高气温47. 7 0C;无霜期在220天左右;年降水16. 6毫米,蒸发量在2800毫米以上,空气湿度30%。在这样一个水资源匾乏、又极度炎热干燥的地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不适合养鸭子。却在此地被称为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巴达木的地方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彩绘木鸭。这一现象虽未引起学界人士足够重视,但曾令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

有关彩绘木鸭的文化内涵,目前尚无定论。概括起来基本有三种说法:一、单纯陪葬动物俑说。即:彩绘木鸭只是单纯的陪葬动物俑,因鸭子属于当时经常饲养的家禽。二、儿童玩具说。即:木鸭属于当地儿童的玩具,所以葬于墓中。此说见于《丝路瑰宝—新疆馆藏文物精品图录》对1972年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木鸭的解说词①。三、酒具说。即:彩绘木鸭“可能是酒具”。这一说法是由张弛先生提出来的。第一种说法与吐鲁番的当地历史事实明显不符。第二种说法,属猜测之说,两种说法均无学者著述立论。而张先生之“酒具说”,有《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彩绘木鸭流源》(以下简称《木鸭源)))大作立论为证②。

《木鸭源》通过对阿斯塔那170号墓、169号墓、16号墓分别出土的三件彩绘木鸭,依次与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彩绘鸳鸯盒”、湖北云梦睡虎地9号墓出土的一件“漆凤形勺”和47号墓出土的一件彩绘“凤形勺”、江苏徐州奎山西汉墓出土的有柄鸭头“勺”、汉乐浪郡故地—朝鲜平壤出土的漆制鸭形器造型上的比对和用途分析,又援引1964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帝王陵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小鸭浮于酒器内,认为这些小鸭不可能是真的鸭子,而是鸭形酒具,再举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地区已盛产酒类,加之高昌地区的居民有饮酒的习俗为证,从而得出:阿斯塔那170号墓、169号、16号墓出土的彩绘木鸭“无论从外形、形制,还是从构思来看,都有可能是酒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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